不論經貿發展水平，還是文化繁盛程度，唐宋都是中國歷史上熠熠生輝的時代。而彼時，帝國興衰，乃至城市起落，都與一條運河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自從秦漢大一統格局崩潰后，經過四百年的分裂擾亂，到隋唐宋時期，政治上重現大一統局面，經濟上卻仍激流涌動：帝國的軍事政治重心仍然留在北方，但經濟重心已經南移至江淮一帶。如何把南北方連系起來，以便江淮地區豐饒的財稅和物產能夠供給中樞，成為首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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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名中國經濟史研究專家全漢昇看來，隋煬帝開鑿的運河正好滿足新形勢的要求。
“這一條動脈的暢通與停滯，足以決定唐宋國運的興衰隆替，其關系密切簡直有如真正的動脈之于身體那樣。”
他在《唐宋帝國與運河》一書中指出，運河與此后唐宋帝國勢運盛衰消長，發生著不可分離的關系，其不僅發揮著溝通南北的命脈作用，更深刻影響著經濟地理格局。
當運河能充分發揮連系南北作用時，“帝國便要隨著構成分子凝結的堅固而實力雄厚，國運興隆”；反之，如果運河受到阻礙而不能充分發揮作用時，“帝國便隨著構成分子的離心力的加強而勢力薄弱，國運衰微”。
一條十分清晰的脈絡是，軍事政治中心城市沿著運河從長安到洛陽、開封，再到杭州，甚至衍生出影響中國城市格局的“大運河城市群”，皆與這條南北動脈息息相關。
從長安到洛陽
為游幸江都（揚州），隋煬帝從大業元年（605年）起開鑿通濟渠、山陽瀆（邗溝）、永濟渠、江南河，構建起一條以洛陽為中心，北至涿郡（北京），南至余杭（杭州）的大運河，使得南北水路交通干線大為縮短。
隋唐大運河示意圖圖片來源：洛陽網
這條運河成為日后唐宋帝國最重要的生命線。
在秦漢及以前，中國的軍事政治中心和經濟重心均在北方。以關中地區為例，彼時土地、人口分別約占全國三分之一、十分之三，財富卻占據全國十分之六。
而漢末以后，長期戰亂導致土地生產力日漸耗竭，即便是唐宋時代，耕地面積也是一天比一天減少。比如，秦漢開的鄭國渠和白渠在關中一共灌溉四萬頃（1頃=100畝），到了唐代一度減少至六千二百余頃。
與此同時，經濟中心逐漸南移，江淮地區成為真正的財賦之區。在唐代，國都所在的關中地區人口激增，政府組織擴大，需要每年從江淮地區輸入大量物資，尤其是米來接濟。
運河隨即開始大顯身手。在江淮和長安之間的洛陽成為轉運中心，每年都有大量物資由江淮到達，再轉運至北方各地。但最難的還是長安至洛陽間的八百里，須經黃河進入渭水，交通困難，造成北運物資多半集中于洛陽，不能大量運抵關中。
在這種背景下，洛陽的地位迅速攀升，成為與長安平行的“東都”。每當關中糧食因供需失調而發生荒亂時，皇帝百官乃至普通兵民就會遷移至此，就近消費江淮的“租米”等物資。從唐高宗以后大約80年左右的時間里，皇家常常往來于長安、洛陽兩都之間，武后一朝更是幾乎全部時間都在洛陽居住。
不過，唐玄宗開元年間，隨著裴耀卿及韋堅等對漕運分段運輸等改革，洛陽以西的交通得到極大改善，由江淮經運河北上的物資不必再先集中于洛陽，而是直抵關中，且運輸量較過去也大幅增長。由此，兩都經濟地位悄然轉變，洛陽物資集散地的功能逐漸喪失，而長安的經濟地位轉而得到提升。
在全漢昇看來，運河運量的增加，顯示出北方軍事政治重心與南方經濟重心聯系密切，大唐帝國也因此成為一個真正統一的整體。從這個角度來說，大唐帝國進入極盛時期，與運輸條件改善關系密切。
從開封到杭州
大唐盛世，終因“漁陽鼙鼓”驚破。
在西向攻占長安，南向經略襄鄧（襄陽和鄧州）外，安祿山軍隊沿著運河向東南沖擊睢陽——江淮流域的屏障，大唐帝國迎來危急存亡的關鍵時刻。
最終，張巡等孤軍死守睢陽，才最終保住江淮經濟中心，扭轉局勢。隨著叛亂平復以及劉宴的漕運改革，運河逐漸恢復連系南北的作用，但運量卻較開元天寶時期大為縮水。尤其是這次漕運改革留下漏洞——“運河的作用因跋扈軍人的阻擾而不能盡量發揮”。
這使得中央政權的經濟基礎被大為削弱，大唐帝國亦因不能真正統一而力量銳減，此后的勢運逐漸走向下坡路。運河自唐末潰決為污澤，淤塞而不宜航運。大唐帝國奔潰后，五代十國時期，“運河既因淤塞而不能發揮它連系南北的作用，他們所建立的政治機構自要跟著軍事政治重心和經濟重心的分離而勢衰力微……”
時至北宋開國，運河又重新被疏通，而宋太祖平定江南各地，逐漸把軍事政治重心北方和經濟重心南方重新連系起來。中央集權政策下，政府須集重兵于中央，糧食需求劇增，運河旁南方米糧更容易運到的汴京（開封）成為首都。
本來，鑒于汴京無險可守，宋太祖曾想把首都遷往形勢險要的洛陽甚至長安，但因為開封便于漕運，這個計劃只好完全打消。
《唐宋帝國與運河》一書中提及，北宋時代，運河每年運送五百五十萬石至六百萬石的米以及金、銀、錢、帛等其他物資。這些物資不僅用來養活駐守汴京的數十萬軍隊，支付中央政府的行政費用，一部分還會向北轉運至河北、河東（山西）以及陜西等路，以供養駐軍應對契丹、西夏等北患威脅。
這也說明，北宋的運河不僅是供養中樞的生命線，亦承擔著國家部分宏觀調控的功能。軍事政治重心和經濟重心的穩定連結，也使得北宋能夠在復雜的形勢中站穩腳跟。
不過，北宋末年，轉般法（分段運輸）改為直達法，花石綱耗費運力以及后來汴京被圍和運河上游的潰決，運河再無法承擔連系南北的作用，國力被大大削弱，難以抵擋北方新興民族女真的侵略。
之后，金和南宋分別占據淮河以北和淮河以南的土地，運河被切為兩段，其持續數百年聯系南北的作用完全消失。淮河以北的水道，因為水流斷絕逐漸變為麥田或馬道；長江以南鎮江至杭州段，則成為南宋行都臨安（杭州）和全國各地聯系的重要交通線，繼續發揮作用。
從運河的視野來看，從長安至洛陽，從開封到杭州，運河始終是唐宋帝國的生命線，運河通則國家興，運河廢則國家衰。
重塑城市格局
回顧唐宋帝國的歷史，國都從隋唐宋時期開始，沿著長安-洛陽-開封-臨安從西向東遷移。這與運河的脈絡走向高度一致，并非簡單的偶然，而是暗合政治經濟相結合的必然趨勢。
洛陽和開封之所以能夠成為國都，跟運河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在唐代，洛陽位于運河最北端，由江淮北上的物資都先在那里集中，然后才分配至北方各地。
這種不可替代的樞紐位置和物資儲備優勢，使其成為“東都”。從另一層面來看，隨著經濟重心南移，帝國的政治重心已經事實上東移，通過運河達成和經濟重心的緊密聯系。
五代十國時期，政治重心更進一步向更靠近運河河道的汴州遷移。汴州是南方北運物資必經之地，足以控制運河的交通。比如，唐末朱溫便以汴州為根據地來爭奪政權，后梁、晉、漢周等均在此建都。
及至北宋開國，為長期獲得大量糧食供應，以養活中央集權政策而屯駐中央的幾十萬軍隊，政府不得不在這個過去三百年內因運河而興的城市建都。
從這一維度來看，運河成為唐宋帝國經濟地理變動的重要推動性因素，而洛陽、開封、乃至杭州之所以能夠在唐宋時代崛起，成為盛極一時的經濟發達城市，跟運河更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在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士林看來，大運河作為交通主干道，最核心的功能是打破地理和行政區阻隔，促進各種要素的集聚、碰撞和融合，因此成為推動古代中國發展的“大動脈”。在他看來，這些大運河沿線城市就是“一個古代中國的城市群”。
實際上，隨著大運河興起，溝通江淮和關中地區的揚州崛起成為大唐帝國第一經濟強市，沿線的楚州（淮安）、蘇州、杭州、潤州（鎮江）、徐州等城市也紛紛“組團”崛起。
在經濟中心南移、政治中心東移過程中，這些沿線城市亦因為大運河的興衰而成為區域經濟最活躍的力量，不斷攪動著中國古代的城市格局。如今，大運河正在逐步復蘇，尤其是“一省一港”背景下，更多沿線城市的航運及文化價值有望被重新喚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