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小舍得》一經播出就引發了家長們的共鳴，劇中一幕幕看似夸張的片段，恰恰反映了當今父母的真實焦慮，名師輔導、各類補習班琳瑯滿目，家長們不僅有操不盡的心，更有交不完的錢。
我國校外培訓行業的總體市場規模約為兩萬億元，其中中小學校外培訓的規模約占40%，報培訓班已成為眾多家長的選擇。然而，隨之而來的卻是頻發的校外培訓亂象，培訓機構超綱教學、收費混亂、虛假宣傳……
5月2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會議指出，要全面規范管理校外培訓機構，完善相關法律，依法管理校外培訓機構。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接受《法治日報》記者采訪時指出，當前規范校外培訓機構的政策并不算少，6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也對校外培訓機構進行了規定，是目前校外培訓機構整治所依據的最高層級的法律之一。
但受訪專家也表示，當前針對校外培訓機構的規范仍較為分散且層級不高，建議將近年來國務院及有關部委出臺的現有政策規定加以匯總、修改和充實，盡快從國家層面開展校外培訓機構專項立法，加強對各類培訓機構的監管。
培訓機構亂象叢生
作為在線教育的兩大知名機構，作業幫和猿輔導在5月10日均被北京市市場監管局依法處以警告和250萬元頂格罰款的行政處罰。
經查，作業幫在其官方網站謊稱“與聯合國合作”，虛構教師任教經歷;猿輔導也存在謊稱“班主任1對1同步輔導”，虛構教師任教經歷等不實內容。此外，作業幫和猿輔導還在銷售課程時存在未以標示的劃線價進行過交易，構成利用虛假或使人誤解的價格手段誘騙消費者交易的行為。
記者注意到，4月25日，北京市市場監管局針對利用“劃線價”誘騙交易等違法行為，對跟誰學(后更名為高途課堂)、學而思、新東方在線、高思四家校外教育培訓機構給予50萬元的頂格罰款。
事實上，盡管近年來相關部門對培訓機構的監管力度不斷加大，但當前依然亂象重重。比如，今年2月，猿輔導、作業幫、高途課堂、清北網校四家在線教育頭部公司的廣告竟然請到了同一位網紅扮演“教師”做宣傳，導致“撞臉”。
儲朝暉指出，當前培訓機構亂象集中在各個方面，高收費、亂收費、退費難讓家長苦不堪言，在教學質量方面又存在虛假宣傳、超綱教學、師資隊伍資質存疑等問題。
“當前受到處罰的大多是行業內相對知名的機構，尚且出現諸多問題，中小教培機構更是亂象叢生，整體行業亟待規范。”儲朝暉說。
地方嘗試專項立法
《小舍得》中為了能讓孩子順利進入培訓機構“擇數班”學習，家長們使出渾身解數，這種“瘋狂”同樣在現實中上演。在儲朝暉看來，學校對考試分數的需求過于單一，缺乏多元評判標準，加之部分家長將提高分數的希望寄托在培訓機構上，形成了以培訓機構為主導的市場。
華東政法大學教授鄒容認為，對教培機構一定不能放任其發展，必須建立起管控制度，對可以教什么、收費問題等必須形成規則，并通過立法來予以規范。
針對校外培訓機構，國家一直在出臺相應的規范。
2018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規范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這是首個從國家層面規范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重要文件，從明確設置標準、規范培訓行為、強化監督管理等方面作出規范。
針對日益壯大的線上培訓，2019年7月，教育部等六部門也印發了《關于規范校外線上培訓的實施意見》，對面向中小學生、利用互聯網技術實施的學科類校外線上培訓活動提出了規范意見。
2020年6月，教育部與市場監管總局聯合印發的《中小學生校外培訓服務合同(示范文本)》中設專條明確了退費程序、違約責任承擔方式等內容。
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也明確規定了校外培訓機構不得對學齡前未成年人進行小學課程教育;學校、幼兒園不得與校外培訓機構合作為未成年人提供有償課程輔導等內容。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地方為了規范校外培訓機構，也進行了專項立法。
2020年8月，遼寧省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審議了遼寧省政府關于提請審議《遼寧省校外培訓機構管理條例(草案)》的議案。
草案規定，校外培訓機構不得“超標”“超前”教學，不得以任何形式組織中小學生學科類等級考試以及與招生入學有關的競賽、評級等考核評價活動，并明確了相應的法律責任。為防范辦學風險，草案對培訓費用收取方式作出禁止性規定，并要求對大額資金流動等進行監管和風險提示;校外培訓機構要依法與接受培訓的中小學生監護人簽訂培訓協議。
呼吁出臺專項立法
校外培訓機構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中小學生和家長對教育培訓多元化的需求，是對現行教育體制的一種補充。但虛假宣傳、超綱教學、亂收費等亂象也直接導致了學生課外負擔過重，影響公立學校正常的教育教學秩序，不利于教育事業的健康發展。
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認為，相關部門雖然針對校外培訓機構出臺了多項政策，但規定較為分散，相互之間規范不一，強制力不夠，建議從國家層面對培訓機構進行專項立法。
佳音教育集團董事長陳佐東對此表示認同，他建議進行校外培訓教育專項立法，將國家現有政策中關于校外培訓教育機構工作章程、設立審批、組織機構等方面的規定內容，加以匯總、修改和充實，形成校外培訓教育法的內容，推進校外培訓教育行業持續性規范化的發展。
2016年，韓國制定了輔導法來專門規制培訓教育機構，該法對教育培訓機構的設立、教學活動、師資管理等方面進行了全面的立法規制，通過立法明確了教培機構經營者的義務，并建立了嚴密的法律責任體系。
陳佐東認為立法可借鑒韓國經驗，校外培訓教育法的主要內容應包含立法宗旨、監管對象、經營者的權利與義務、監管內容、政府管理職責、法律責任等方面。
監管并不是打壓培訓機構發展。北京城市學院校長劉林認為，要把“規范經營”與“治理培訓熱”分開來，尊重培訓機構的合法經營權，并建立權責統一的教育培訓監管體系。
劉林發現，現有法律對教育培訓機構的發展規范并不清晰，教育培訓的地位和作用不明確，比如，在民辦教育促進法中并沒有針對培訓教育的專項條款，不同屬性的教育培訓機構也存在標準不一、規范的法律不盡相同等問題，這增加了依法治教的難度。
劉林建議修改民辦教育促進法，設立“培訓教育”專章，同時盡快對教育培訓機構進行專項立法，由教育部等政府部門起草培訓教育條例，明確培訓教育的法律身份。
對于立法內容，劉林認為應對培訓教育進行定義，規范其在社會主義教育事業中的地位和作用。目前，規范培訓教育文件中的內容應凝練為法規條文，對機構設立、教學活動開展、師資管理等方面進行全面的立法規制，構建完善的立法體系。要建立完善權責統一的教育培訓的監管體系，明確各政府部門的監管責任和具體分工。
在儲朝暉看來，治理亂象、規范發展最有效的措施是減少源頭上的需求，要繼續深入推進教育均衡發展，深化對教育評價體制機制的改革，減少對考分的依賴程度，降低對校外培訓機構的市場需求。此外，要讓教育回歸本質，避免過多資本涌入校外培訓機構，培訓機構也應找準行業定位，在教育的公益性和商業的營利性之間尋求平衡。
(記者 趙晨熙)
